多数儿童不会保护个人信息 专家:建议设专章保护

朱巍认为,无论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实施,还是意见稿的制定,从中都可以看出,加大对儿童信息的保护力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大的趋势。因此,应当抓住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制定这个契机,加大儿童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今年儿童节期间,全国的儿童收到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送出的一份特殊礼物——《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为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意见稿提出,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明示同意。明示同意应当具体、清楚、明确,基于自愿。

“对儿童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必须要遵守依法利用等规则,不能用作商业等法定之外的用途。因为,儿童抵制诱惑的能力是很低的,广告等诱导性的信息很可能会侵害他们的权益。因此,必须在立法时明确儿童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提升这方面的可操作性。”朱巍说。

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当下已不缺共识,关键是如何增强相关法律和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与针对性。这要求立法上必须尽可能细化,将儿童上网的具体场景考虑进去。当然,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在根本上说依然是个人信息保护范畴内的事,只有全社会的个人信息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儿童个人信息保护也才会有牢固的基础。(朱昌俊)

网络运营者应建儿童信息管理制度

在法律的视野下谈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往往都是把儿童当作一个被保护的对象。但是,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也该成为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素养。因此对于“互联网原住民”而言,除了外界要为他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个人信息保护环境,也还应该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教育的升格,比如在相关课堂教育中,设立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常识课,帮助他们从小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这方面,此次立法也可以有相应的规定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教育明确化。

多数儿童不会保护个人信息

不过,个人信息保护牵涉面广、涉及的细节多,如何区分好不同主体的责任,如何保障规则的实操性,至为关键。比如,意见稿提出,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明示同意。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防止这种告知被形式化。比如媒体调查就发现,一些平台针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条款中,会有“监护人同意”的相关表述,但因没有任何年龄申报和验证机制,这实质上成为针对未成年人的自律机制——因为未成年人完全可以代替监护人做决定,而平台方面又无有效的验证程序。另外,一些平台推出“青少年”模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且“青少年”的年龄界限如何界定,目前也缺乏明确标准。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专门作出规定,只有在儿童年满16周岁时,基于同意的数据处理才是合法的。如果儿童未满该年龄,则只有在有监护权的父母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数据处理才是合法的。

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3月共同发布的《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到1.69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93.7%。这些儿童是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离不开网络,如何让他们在“触网”时的个人信息能得到合理保护,已成为网络社会未成年人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正式征求意见,是在这方面跨出的重要一步。

在意见稿中,绝大多数的条款,都强调了网络运营者所要承担的责任。

较之于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更容易被监护人或机构“无意”泄露。比如,监护人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的儿童图片、影像,到底如何界定其“产权”,其会否在平台上留痕,又可能存在怎样的信息泄露风险,这些都需要平台作出更准确的告知,并植入相应保护程序。另外,像幼儿园发布儿童监控视频、活动照片,其合理边界在哪,是否需要提前征得监护人同意,法律上宜作出具体规定。

孙宏艳指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儿童权益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泄露可能是侵害儿童权益的开始,这些泄露的信息会成为侵害儿童权益的突破口。

鉴于当前个人上网基本上面临的是一个平台化的网络生态,对于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各网络平台对于用户信息的采集边界,需要更加明确。如当前网络平台采集个人信息应采取最小化原则,在不少法律中都已被明确。另外,如果涉及对儿童个人信息的泄露和不当利用,在责任追究上是否应该更严厉,以体现对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应有关照,也该有周全考量。

( 2019-06-11 ) 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人大视窗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向媒体介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了立法规划,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正同有关方面在深入总结现行法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论证,抓紧立法相关工作。

“同时,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保护,就是对儿童心理健康和价值观的保护。儿童个人信息泄露后,不仅会危害到他们的心理健康,还会给他们造成一种‘信息泄露无碍’的错觉,不利于他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孙宏艳说。

“立法时必须要明确儿童个人信息的授权主体,除了儿童以外,必须要有监护人。儿童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意识是不足的。因此,网络运营者在收集儿童信息时,必须征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不能交由儿童来授权。”朱巍说。

让人更加忧虑的是,即使这些儿童提升了主动防范意识,也未必能防止信息泄露。毕竟,连成人都无法解决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

对于《报告》的结论,孙宏艳同样深有感触。孙宏艳曾经带领团队作过儿童上网方面的调研,她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在上网时最担心网络安全问题,他们担心自己在上网时个人信息会泄露,担心会因此遭遇骚扰、谩骂等网络暴力。

意见稿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网络从事收集、存储、使用、转移、披露儿童个人信息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论坛、微博等社区,还是微信、支付宝、抖音等App,或者是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都掌握了大量的个人信息。而且,其中一些企业的产品使用频次还很高。可以说,保护企业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是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朱巍说。

为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意见稿提出,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儿童个人信息的,应当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监护人,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明示同意。明示同意应当具体、清楚、明确,基于自愿。

在今年儿童节,全国的儿童收到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送出的一份礼物——5月31日下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通知,就《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将伴随互联网成长的“00后”“10后”称为“互联网原住民”,并不为过。

《报告》指出,网络暴力、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仍然存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加强。15.6%的未成年人表示曾遭遇网络暴力,最常见的是在网上被讽刺或谩骂、自己或亲友在网上被恶意骚扰、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公开。

“除此之外,网络运营者还应当建立专门的档案,制定儿童信息的管理制度,明确保密职责,落实保密责任,严格信息档案管理和信息处理。”张雪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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